勇

以前我比較少談這件事，怕別人以為我瘋了。

他已經死去好久，但過去這十七八年我們一直都在對話，碰上開心的事我第一個會想要告訴他，遇到挫折我也總是忍不住要罵他怎麼見死不救。全景成立初期經營得很辛苦，那時候我就經常回去邊哭邊罵他，「幹！你嘛出來處理一下！」一兩週後，奇怪，事情就解決了；「生命」首映會前捻香拜拜，我還是忍不住跟他說話，「ㄟ，完成了啦，你要來顧戲臺喔！」然後我就看到觀眾一個一個的走進來。

他到底是不是真實的存在過？連我自己有時候也會懷疑。莫非他只是我虛構出來的另一個自我，陪伴現實的我有勇氣繼續在孤獨的路上走下去。有一段時間和他對話互動得太頻繁，連我老婆也受不了、會嫉妒，「人都死了，你這到底是在做什麼？！」

王家勳的存在，是幻想？還是真實？是支撐？還是折磨？拍攝「生命」前，我的內心一片混亂，常想生命是什麼？死了的人，可以活的如此真切，活著的人，卻可以過的這麼虛渺….。

某種角度來說，「生命」這部紀錄片算是「一種處理」---處理我和王家勳的關係。我刻意把他放進「生命」裡，上映後我最希望的是和王家勳的親人朋友「不期而遇」，我需要一些證明，證明他的確存在過，證明這多年來我努力信守我倆的「承諾」拍出好紀錄片，並非「吾已瘋」。

生命上映後11月的某一天，我期待已久的事情終於來到面前。

那天我坐在和興客運上，準備到台南參加當地的「生命」首映會，突然接到一位陌生女子的電話，她用好高興的聲音告訴我，她是王家勳以前的女朋友…。我立即明白前一天在台中新光戲院首映會後一位陌生男子的傳話真的發揮作用了，當時那男子上前來跟我提及一名女子認識王家勳，並請他向我轉達感謝之意，因為我用紀錄片紀念了王家勳。那時我半信半疑，只因太渴望抓住任何和王家勳存在過有關的蛛絲馬跡，我毫不猶豫留下電話請男子傳達希望女子來電的意思。

而當下她就在電話那端…，幾秒鐘的瞬間我把思緒拉回來，聽到她繼續用興奮的聲音告訴我她憶起王家勳的種種，我也逐漸確認這位曾在王家勳口中論及婚嫁的女友。她幾乎沒有間斷的說著，說王家勳過去如何不停的講到我，不停講到我們共同編織的電影夢…，但沒想到一場大火奪去了我的摯友也奪去她的摯愛…，聽到這裡我的眼淚早已經不聽使喚的拼命滴、拼命滴。終於，過去這十幾年來我幾度錯亂的以為王家勳只是自己編造假想出來的人物，今天，終於，原來，我真的有一個證人。

我一邊唏哩嘩啦的哭，一邊繼續聽她訴說當時失去王家勳的痛苦。好幾年，這女子渡不過去，她一直和王家勳的媽媽保持微妙聯繫直到他們搬家失去音訊；因為在醫院工作，她莫名養成到婦產科看剛出生嬰兒的習慣，恍恍惚惚的想不透生和死是怎麼回事…。但現在的她已經結婚生子，我也做出了「生命」，她來的正是時候，證明了家勳的存在，也見證我對家勳的承諾無悔。

南下的巴士上，淚痕漸乾，我的心也鬆了些。這些年不敢多去想的王家勳，像窗外不斷閃過的景致、不停翻騰的稻浪，湧現我腦海。

他長的矮矮、酷酷、一臉聰明卻特重情義，有點像電影明星AL PACINO。但從我倆的關係來看，他該是個天使吧？！我這麼想，大學時代來到逢甲企管系跟我認識，一定不是偶然而是安排，為的就是幫助我轉向電影這條路、完成電影這個夢。因為他的鼓勵，一個愛看電影、愛講故事的傻小子，才敢相信自己真能搞電影；因為他的督促，一個聽父親話念企管的乖小孩，才敢在大一升大二抗命插班電影系；因為他的相挺，一個天馬行空的白日夢，才敢編織成兩人合開電影公司賺它六億元的遠大志向。

直到現在我還記得，我們窩在床上他聽我講我自己編的電影故事入迷的模樣；更記得插班考試前一天，他騎著那台白色偉士牌摩托車在火車站等我，載我一路飆上陽明山投宿國際大旅社的景象。那一段馭風而行的路途，彷彿我們狂飆的電影青春夢，文化大學影劇系愈近，我們的夢想也愈真。

之後的大學生活我們分處兩校卻繼續碰頭作夢。畢業後我順利跟著王小棣老師學習影像製作，王家勳進入企業努力賺錢。夢想正要加速起飛，沒想到生命來了個急轉彎。

那一天，距離王家勳告訴我他要跳槽台塑不過一個月的時間。我突然看到電視新聞報導台塑發生大火，兩名員工命喪火窟，螢幕上斗大的罹難名單就寫著「王家勳」。怎麼會？才要開始，老天爺就把他帶走了？剎時我腦中什麼都沒了，一片空白，只記得那天外頭好像下著雨…，只記得悲不可抑的王媽媽對我喊著「阿勳不見了」…，但喪禮上，我隱約聽到王家勳的聲音，「吳乙峰，我不甘心…」，「你一定要繼續做下去…」。

你知道什麼是孤獨嗎？當應該是兩個人的時候，只剩你一個；當分明只剩你一人的時候，卻以為有兩個，這才叫真正的孤獨。

隨著我們的夢想「全景印象工作室」成立卻碰上無數困難，那種孤獨感更絕望的讓人瘋狂，我的情感也開始呈現莫名的分裂狀態。鬥志昂揚時，我常當他還在，只是出國唸書和外國妞混在一起，等他哪天回來看到我把「全景」弄好，鐵定樂到牙歪；但困難無助時，我回去常會哭會罵他，丟下我一人上天堂，什麼忙也不幫。

就這樣十幾年下來，他一直在我身旁，又不在我身旁；我孤單的一個人在做，又像兩個人一起做；有時痛苦到想抹去他的存在，又怕沒有他自己也不存在；夢裡的他像是真實的他，又像只是另一個虛構的理性的我或年輕的我…。

所以說，王家勳對我到底是支撐還是折磨，我真的不知道，如果我有一點成績，好像該感謝他，但我如此痛苦，是不是也能怨他？！我後來常會想生命這件事，如果一個人的生命厚度夠，可以用這種方式存在，自己提前解脫卻留下另一人圓夢，讓別人變成他，那人為什麼要活著？生命的存在和不存在原本就不只俗世想像的那樣而已吧？！

後來加上父親生病中風，我對生命的無常以及對別人生命的敏銳愈來愈感受強烈。這或許正是讓我能拍出「生命」這部紀錄片的內在創作因素，不過，濫情有時候是一種悲哀。我知道自己不能再這樣下去，太矛盾，太煎熬了。

拍攝「生命」有它的社會意義，但把王家勳放進去對我則有更重要的私人意義，你可以說是一種治療、一種安頓、一種告別、一種轉化，都好，總之，我不想再背負那麼多使命，我想要轉一下、俗一點、放一些，我想要更自然、更自由的拍東西，譬如拍拍商業電影，拍拍棒球電影，賺賺錢，都不是不好的事。

現在我只想對家勳說，我做到了，「全景」是我們的夢想結晶，「生命」是我們共同完成，但接下來，吳乙峰只想做吳乙峰，而「生命」離開了吳乙峰，自有其生命。